最近给孩子读乌热尔图的《萨满我们的萨满》(短篇小说集)。一起找寻祖先生活在东北的气息。孩子很喜欢听这些故事。我们能浮现出到在森林中打猎的感受。推荐喜欢的朋友去阅读购买阅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内容提要：乌热尔图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猎人”和“森林”的独特意象，又具有超越于生态文学或寻根文学的意义。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可以发现他的代言式叙述彰显了听觉文化的平等观念，在故事中讲述了社会中的现代性隐忧，而解决隐忧的方法则是走向一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寻找和自我表述的诉求。这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张扬之后寻找到族群文化的归宿，从而提供了一种精神的栖息之地，从而形成了一种返魅的文学。

代言与集体性的寻找

如果采用伯林(Isaiah Berlin)的说法，乌热尔图无疑属于那种刺猬型的作者[2]——一直以来，尽管题材、体裁略有变化，但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原乡族群经验，一以贯之的小说主题是“变迁及伤痛”。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自叙传的色彩，但是与纯粹的经历写作不同，他将自己在大兴安岭丛林中、鄂温克部族里获得的经历提炼为经验，并且上升为一种方法。

鄂温克族，有关它的族源的源流考辨，其说不一[3]，........ 乌热尔图本人也有自己的一些见解[4]。乌热尔图在晚近自传式的回忆《我在林中狩猎的日子》(2011)中，以后见的回忆勾勒了对于自己族群的认同，“鄂温克猎民定居点生活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说真的，那时我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还很含糊”。但是后来某一次在火车上巧遇父亲，听到父亲和一位鄂温克猎民用母语攀谈的场景：“我觉得周围的声响消失了，只有那鄂温克母语平缓的音调带着一股甜味，在我耳边飘荡;父亲和我，也包括小八月，都罩在这声音编织的光环中，不再惧怕任何威吓与欺侮了。那一刻，有股暖流朝我涌来。”回归到语言编织的族群共同体中，母语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给予了..... 个体以子宫般的温暖和宁静。时隔多年之后的这个细节，在被书写中带上了书写时候的浓郁主观化色彩，如果不追究细节本身的真实性，这种心理上的倾向无疑体现了作者本人的现时态度。而此时这段时间并不太长久的狩猎生活成了此后他有关丛林小说的基本素材。

语言构成了民族分类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对于语言和声音的重视体现在乌热尔图几乎所有的作品中。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对话、独白、倾诉的形式出现，即便是最初的那些动物题材作品，场景性的描写、抒情与议论也很少。乌热尔图并非不善于描写，他的细部刻画细致而精确，比如《琥珀色的篝火》中(1984)写猎人的野餐，《丛林幽幽》(1993)中写熊和猎手阿那金的近距离接触，那些鲜活的段落放在任何地方都称得上精彩，然而他放弃了这种写法，更多采取了用模拟人物对话、讲故事的形式来推进叙事。

这是一种对于“听觉文化”的自觉，听觉相比视觉更是人类的感性生存方式和文化维度，它与整个身体感知是相连的。[5]在像鄂温克这样原先没有文字与书写的部族中，生存知识、人生经验、传说故事、起源神话等等在代际间口耳相传，构成了巨大的口头传统，它们缺乏“视觉文化”或者说“书写文化”的理性、严谨、持久、专注，但同样也没有后者伴随着的单向度和霸权。乌热尔图后来在《声音的替代》、《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等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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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人和鹿》(1981)的结尾，作者标示是借鉴了苏联作家舒克申(Василий МакаровичШукшин，1929-1974)的短篇写作手法，舒克申的作品大多数都是书写了恋家恋土的农民。这部作品中，与树木、河流、大雁、鹿犴等自在沟通的老人，是一个并未从传统共同体中割裂出来、与丛林山野融为一体的人物。这个带有“儿童文学”标签的早期小说主人公其实是“老人”，他试图将这种浑沌未分的状态传承给孩子，但是野鹿的死亡直接导致了他的逝去。老人的死亡可以看作是一种“祛魅”的隐喻，表明了过去那种“天人合一”、万物有灵式的世界观的坍塌。老人与孩子的二元设定，此后经常出现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老人代表的经验、智慧、美德属于一个行将瓦解的文化的最后绝响。《马的故事》里那匹普普通通的兔褐马可以视作一种作者自况，在将动物人格化的描写中，恋家的兔褐马即便蹄寸上绊着铁制的锁链，也阻拦不住从被出卖的牧场逃离、回归到自己群体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是一种对于自由的激情，可以看到个人主义式的向往一开始也不自觉地流露在乌热尔图的作品中。《七叉犄角的公鹿》(1985)中叙述人的变位很值得注意，“我”本来是叙述者，公鹿是被叙述者，但是在公鹿与狼的搏斗中，叙述人的情感不由自主地代入，也就构成了认同的代入。公鹿虽然被被追逐、猎杀、围困，但始终不曾屈服、倔强的反抗，让“我”由好奇而崇敬，在解救它的同时，也赢得了继父特吉的认可。“我”与特吉之间的矛盾缓解，正是源于共同认可公鹿那“勇士”和“英雄”般气概的共同价值，像兔褐马一样，小说再次忍不住代言般地强调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毋宁说这是一种主体精神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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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相关讨论，参见王辽南：《民族深层心态的吟唱——略论乌热尔图近期创作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嬗变》，《阴山学刊》1991年第2期。师海英：《乌热尔图文学创作的生态思想探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王云介：《乌热尔图的生态文学与生态关怀》，《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王建芳：《乌热尔图小说意象论》，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陈珏：《乌热尔图小说话语形态分析》，《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

[2]【英】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6-98页。

[3]关捷、杨惠萍、高景新、李晓菲撰《满、锡伯、赫哲、鄂温克、鄂伦春、朝鲜族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6-347页。Isaiah Berlin

[4]乌热尔图编著《述说鄂温克》，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5年。

[5]沃尔夫冈·韦尔施(Welsch Wolfgang)在回溯“听觉革命”的时候就征引了贝伦特、海德格尔、罗森斯托克-休塞、麦克卢汉等人对听觉文化 的举荐：“听觉文化将加深我们对他人和自然的关怀;它将推动学习，而不是纯粹颁布法令;融会贯通、网络状的思想形式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它距听觉文化从一开始就较传统的逻辑切入要接近得多。它整个儿就是充满理解、含蓄、共生、接纳、开放、宽容”。【德】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有关“听觉文化”的范式晚近的研究，参见耿幼壮：《倾听：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感知范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6] 【奥】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症》，见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8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

[7]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20-31页。

[8]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Inc.pp.127-137.【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傅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6-168页。

[9]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4-289页。

[10]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6、18-26页。

[11] EdvinShneidman, The Suicidal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 与1992年后中国经济政策和相关意识形态的转轨，1993年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中看也也是个标志性的年份，文学的产业化市场化、文学的无主潮、知识分子精神的陷落和危机、大众文化的突起、先锋文化的终结、文学的无经典时代等等，都从这一年肇始。参见王艳荣：《1993：文学的转型与突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13] 【瑞士】C.G。容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9-100页。

[14] 刘大先：《叙事作为行动：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问题》，《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

[15] 【加】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16] 【德】韦伯(Max Weber)：《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9页。

[17]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6、28、34、35页。

[18] 【美】大卫·格里芬(D.R. Griffin)：《科学的返魅》，见其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59页。

[19]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年02期

摘自：http://iel.cass.cn/ztpd/ddlt/yjsj/201405/t20140513_2763182.shtml

关键词： YORK 大兴安岭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